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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那时候年轻人喜欢往村外搬。村南是条省道，在道路两侧盖上二层小楼，楼上住人，楼下经营买卖，梦想这里能成为商业一条街，逐渐灯红酒绿，吸引五乡八村的人来消费，不用再在土里刨食。当时上级政府也这样宣传，给两边的建筑做了规划，给那些想做生意的人家提供了贷款。有一段时间，家家都是财大气粗的模样，道路两侧灯火辉煌，家里霓虹闪烁，楼下停着各种汽车，罕村成了全县发展的楷模。但直到那些外墙的瓷砖都失了颜色，那条街也没繁荣起来，光剩下日渐黯淡的牌匾，被那些年的风雨都吹变了形。能经营下去的除了小卖店、早点铺，大概就数小侄子的电气焊了。其余卖家具、服装、烟酒、鞋袜，开网吧、按摩店、饭店、咖啡店的，无一例外都倒掉了。很显然，外乡人不受吸引，村里还是那些人，过往的还是那些车辆，也许增加了些，但没有谁愿意在罕村停下来，那些投资就都成了笑话。

　　那些笑话与王永利有直接关联。他当了几十年的大队书记，赶上了两拨发展机遇，但最终都走进了死胡同。我妈没了家，只得跟着儿子走。王永利给自己买房子肯定不在计划内，算迫不得已，所以张圣文一直没有好声气，她买房子的那番操作就是证明。她是个情绪化的人，善于赌气。我妈也唉声叹气说自己成了累赘，说人没死，房先没了，当初咋就鬼迷心窍听了王永利的宣传呢？王永利盖的那两幢房子俗称万年牢，他那时正值壮年，八面威风。房子都是面阔七间，厕所留在室内，装修的材料、家具都是名牌。他不止一次说，房子是给儿子盖的，但哪个宅院都有他住的地方，本质上房子还是他的。事实证明“本质”也就那么回事，关键时刻发挥不了丁点作用。他盖房时给自己留的地方，等儿子结了婚，孙子长大了，他的地方就都被挤占了。很多想法就只能跟着变，他给自己买房子，也是变化之一。

　　我确实没啥不放心。我有啥不放心的呢？那时张圣文跟我妈还蜜里调油，经常端着砂锅穿过整个村庄来送汤。乡村用砂锅的人原本就少，端着砂锅给婆婆送汤的人就她一个。我闭着眼都能想象当时的情景，因为热，砂锅两边垫了抹布，张圣文小心地端在胸前，都不敢迈开步子，得鸟悄鸟悄地走才行。这情景既上过广播又上过报纸。小报记者的文字好生了得，写得生动详细。张圣文端着砂锅的大照片登在我们县报纸头版，她激动得一宿睡不着觉，转天揣着报纸回了娘家。只是我妈有时咕哝，那样大的砂锅还以为装了啥好东西，原来就是几块煮烂了的胡萝卜。

　　我妈随着他们搬入了赵顺德家的宅院，这是五年前春天的事，院门口的一棵榆树长了很多榆钱。那是一个浅胡同，这边三家，对面三家，离主路很近。也许，这就是张圣文说的有几家盯着的主要原因，村里人越来越看重交通便利。当然还有别的原因，她跟儿媳妇互不待见，很难在一个屋檐下看彼此的脸色，到了多住一天都难容忍的地步。我一向觉得，中国的婆媳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，比巴以冲突复杂。我不知道这样打比方对不对。我曾做过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去联合国上班，专门化解巴以冲突。然后，我就被吓醒了。我是一个见着问题绕着走的人，这样大的事情我可弄不了。王永利的房子居中，他家养鸡，左右邻居都跟着闻味。我回家看妈，郭文礼的老婆正在门口坐着。北风呼呼地吹，雪花纷纷地下，路的上空并行着一掐子电线，上落几只缩头小麻雀，叫声特别凄凉。她把四方脑袋缩在棉服的帽子里，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仰脸对我说：“二姑娘回来了？你妈越来越不行了。”

　　我已经拐进了胡同，从后视镜里看她扶着石头站起身。棉服的帽子挡眼，她把帽子朝后一推，露出里面浅驼色的绒线帽，像小帽盔一样扣在头上。她腰已经弯到了九十度，可仍习惯两只手背到身后，叠起来，顶在上。她就那样一撅一撅地走进了自家水蓝色的铁门，然后传来了铁门关闭的“吱呀”声。我又朝后视镜里看了眼，那块石面被蹭出了光亮，边缘由浅往深里走，中间部位就像一块湛蓝的玻璃，泛着毛茸茸的光。那是一块青石，从它与地面所处的关系看，已经在这里很久了。王永利家的大门是酱红色，院子中间是条红砖砌的甬路，两边都是鸡舍。那鸡舍也像住家一样顶上有瓦。听见外边有动静，鸡们都从铁丝拧成的窗子里探出脑袋观瞧。有一只鸡扯起脖子跟我打招呼，吓了我一跳。

　　她跟张圣文总吵架。用王永利的话说，张圣文自打进入更年期脾气就越来越差，眼下已经十多年了。“你不理她就是了，你跟她吵，你吵得过她？”王永利越来越能犯方向性错误。事实是，我妈自打得了老年病，就吵得毫无顾忌。隔着时空，我都能看见王永利的大眼珠子，像弹球一样滚动。他有次打电话告诉我，说张圣文越来越见不得妈了，一看见她就要犯心脏病。“这可咋好，连我都要犯心脏病。”他不知道，我赶紧翻包，找了几颗速效救心丸塞进嘴里。这种压力给谁谁也受不了。他受不了，张圣文受不了，我也受不了。他受不了可以说，我能跟谁说呢？王永利自打不当书记，就把自己封到了一个坛子里。想法和见识越来越让人不敢恭维。他不当书记不是因为犯错误，是因为到了年纪，业绩平平。过去村书记可以当几十年，现在情况变了，来了大学生村干部，都有股子闯劲。他也是个能上不能下的人，虚荣心强，觉得没脸见人。他一下子养了两千多只鸡，死伤大半，就像不养白不养，养了也白养。好歹活了几百只，他对它们也没好声气。看哪个不爽，就一刀宰了。“早知道这样，这个书记不如不当。”这是我妈当悄悄话说的，唯恐让王永利听见，“当书记工资低，净瞎出力。表面人模狗样，脱了马褂啥也不是。一辈子的好时光搭上去，真是没啥好图许的。”她那时还住在小孙子家，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。小孙子开电气焊，回家吃饭时手和脸都是黑的。我妈追着人家问：“你是谁？咋来我家吃饭？”一家人都说她是装的。后来终于搞清楚了，这也是一种病，而且越来越厉害。王永利年轻的时候做过买卖，搞过土方工程，也做过包工头，最多的时候带领两百多人的队伍，在城里盖高楼。他是被当时的乡长当作能人请回来的。那时罕村乱，分成几个帮派。他理顺关系，平稳开展工作也费了不少气力。那时他是乡政府的红人，又当代表，又当委员。后来就不行了。人的时运总是一段一段的。过了那个时段，他就往下坡走了。关键是，他没认识到事物的发展规律，觉得是被谁抛弃了。他像旧时的姑娘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这一点跟张圣文正好相反，张圣文是在家里一刻也待不住，得工夫就往外跑。他过去摆得平罕村几千号人，现在连张圣文和老妈也摆不平了。

　　“云丫来了，云丫来了。”老妈慢慢睁开眼，缓慢绽开的笑脸那真是如花朵般明艳啊。但转瞬就消失了，像石子落在水面上，麻雀飞过屋檐下，月亮躲进云层里。只是倏忽一瞬，都不容我把笑脸提起来，配合好。她爬起身，眉头早锁成了一道沟壑，那里黑洞洞，进深能有一厘米。我的心一直往上提，往上提，半天也没放下。她捉住我的一只手，拉我在炕沿坐。她先朝窗外看了眼，又注意地看了眼门口，确信门帘没动，才虚着声音说：“张圣文把我的东西都偷走了，嫁过来这么多年也没发现，她还是个小贼儿。”

　　世界上没有比张圣文再要面子的人。她从打年轻的时候就想干一番事业，那时的事业是当官太太。别笑，村书记也是官。王永利当书记不久，张圣文突然失踪了。原来是去北京割双眼皮，她说要给王永利一个惊喜。那时还没跨世纪，割眼皮还是新生事物。一家人的注意力都在王永利身上，若干年以后回味，才知道她的思维有多超前。结婚时我妈给我做两床被子，让我夹在后车座上驮走拉倒，连桌喜酒都没办。张圣文的双眼皮吓了我一跳。那时别说在我们村、我们乡，在我们县她都是蝎子拉屎独一份。她的单眼皮过去也不难看，拉了双眼皮，就更好看了。只是我妈看不入眼，说那双眼皮就像肚脐眼。但我妈那时也是两面人，当着张圣文的面从不把不好听的话说出口。她那时经营老宅的两个院子，后院种菜，前院种庄稼，地里连一根草刺也不让长。王永利馋了会让我妈烧火烤玉米。大锅添上水，我妈用铝盆坐上米饭，嫩玉米连同皮子一起埋进灶里。王永利坐炕沿上抽烟，抽上三根烟，灶里埋着的玉米就冒出香气了。

　　同样的方法我妈还给他埋花生，埋土豆，埋白薯，埋青豆角，埋萝卜。总之，他想吃啥我妈埋啥。天底下大概也没有王永利这样的，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还贪小时候的一口吃食。他对我说那也是解压。村里的烂事堆积如山，他年轻没经验，在这里吃口东西就像到深山里访道参禅，别有一番滋味。我觉得，那时王永利的觉悟和境界都达到了一定层次，再上一个台阶，他就与众不同了。这也影响到了我，我甚至觉得我妈这个宅院有点像禅房，她和王永利都是修行之人。当然，这些想法都是一闪念，是我在城市想起家乡的时候，这些场景会对我形成吸引。我心急火燎盼下班，匆忙收拾一下骑车就往家赶，几十里地风驰电掣。气喘吁吁跑回家，正撞见我妈探头从灶坑里往外扒东西，花生、白薯都扑鼻香。

　　那时王永利正在火候上，别说我们村我们乡，在埙城都是名人。村里今天上个企业，明天搞个捐款，媒体记者就爱往这里跑，有好吃喝，还有东西拿。厂里做残的衣服、生日蜡烛、一箱鸡蛋或鸭蛋，都是好东西。村里也办了张报纸，是周报，王永利每周都在头版占显著位置，不是在村东视察，就是在村西指导。报纸是八开对折的铜版纸，显见得比国家大报高级，照片印上去，堪比国家领导人。村里还培养了两个小记者，每天骑着摩托，脖子上挂着照相机到处跑。那时村里有个风尚，谁家做了好事会主动联系记者。比如，哪家媳妇给婆婆洗脚，会叫记者上门拍张照片。后来洗脚的人多了，就没人给拍照了，也就渐渐没人再洗了。当然，这些新闻只能登在二版或三版，头版永远是王永利，除了《罕村周报》的套红报头，就是王永利深入群众的大照片。我妈为这个儿子骄傲：你哥干啥了，你哥又干啥了。见到我，我妈三句话离不开她儿子，抬头纹里都要开出花来了。

　　这样的光景有十几年。我女儿从一岁多，到小升初，大约就是这样一段长短。王永利风生水起的日子，我超省心，把自己吃成了一尊胖佛爷，裙子的袖口撑得紧绷绷，没有一条裤子能放进柱子样的两条腿。那时我很少回家，王永利和张圣文都忙，我妈比他俩还忙，连说句话的工夫也没有。我也乐得逍遥自在，打牌，跳舞，旅游，经常很久都想不起回罕村。有时过年都不回去，跟同事一起去海南逍遥。村里大大小小的企业有十几个，养猪、养鱼、养鸭形成了良性循环，市长要带队来参观，书记县长走马灯样来村里检查。进村的路新铺了柏油，路两边栽了木槿和海棠。两边的墙和房山刷得粉白。有一户人家的房子实在破烂，村里出钱把墙给加高，把破烂房子遮上了。再回家来，这村子都快不认识了，连我妈都喜气洋洋，像是要办喜事把村庄嫁出去一样。张圣文没在村里任职，但哪个场合都少不得她。在会议室，她突破重围挤到近前给市长倒水；在企业，她在县委书记身后接话说，抢着给市长介绍情况。村里这家那家企业她常溜达，没有啥事她不知道。市长果然对她说的感兴趣，来到羽绒服厂，市长就跟她一个人说话。问她往哪里出口、产量多少、工人工资多少，张圣文张口就来，有些情况是真的，有些情况是她现场编的。她就有这本事，啥场合都不怵。没人在乎真假，只在乎她说不说得上来，能不能恰如其分。比如，工人工资她就给抬高了。市长脸上笑出花来，说罕村人比城市的人生活水平高。张圣文每说一句，她都要先夸一声政策好，没有好的政策，就不会有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。市长对她很感兴趣，问她是做啥的，她没敢说她是王永利的老婆，而说是村里的普通社员。市长说：“社员的称呼早已过时了，你应该说自己是村民。大姐，你是个好村民。”

　　原想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，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，这才是客观规律。王永利获得的荣誉贴满了一面墙，后来他搬走，奖状就被小侄媳妇扯下烧了。人这一生你不知道会遇见哪些坡坎。几年后企业开始走下坡路，一家接一家地倒掉了。村办企业干了这么多年，除了债务没啥积累，村里总有人告状，说王永利贪腐。那段时间我非常担心，他万一有事，那才真是塌天了。罕村从车水马龙，到门可罗雀，有人说，是因为张二百死了。他是罕村人，在外贸局当局长。当年他跟王永利一拍即合，企业都是他支持发展起来的。他经常从企业拿钱给上边送礼，这都是公开的秘密。有一年，流行立体喇叭录音机，村里的采购员一下就买了十个，用手推车给他送家去。他死之前，已经跟王永利分道扬镳了。也有人说是经营不善，罕村风气不好，大队的办公室长年支着酒桌，隔壁的储藏间里各类酒水堆得小山一样。王永利的肚子像气吹似的往外鼓。他还喜好赌博，有时连续两三天战斗在牌桌上。

　　我跟王永利探讨过这是因为什么，她为啥敲门，黄美丽为啥不开门。原因不外乎两点：历史过节和现实处境。王永利全无用心的样子眨巴眨巴眼，几句话就把过去的事交代清楚了。生产队的年月两家交好，我家是一队，他家是二队。郭文礼经常来我家喝酒，喝多了就回去打老婆，有一回打断了三根肋骨。两家交恶是因为一棵树，我家盖房子少根檩条，郭文礼踊跃献出了园子里的一棵榆树。当时也没说价钱，我爸觉得那棵小腿粗的榆树顶多值十五块钱，他不想白用人家的木材。房子支起来了，屋里还没亮白，我爸正在给房顶上瓦，郭文礼找上门来要六十块钱，把我爸气得差点从房上跳下来。这样久远的事，当年确实鸡飞狗跳，半辈子过去了，难道还被黄美丽记挂着？王永利非常狐疑。我的记忆跟王永利不在一个点位。昏暗的油灯下，郭文礼坐在靠墙的小躺柜上，一心跟我爸探讨咋样才能不挨欺负。他在二队挨欺负，主要是因为穷，废物，干啥啥不行，养一堆儿子都衣不蔽体。我爸也挨欺负，因为成分高，肚子里还有点墨水，说的跟想的都和别人不一样。他们俩同病相怜。我爸在精神层面略高于他，所以从来都是他到我家来。我清晰地记得他的两个大鼻孔又薄又圆，像两根小烟囱，吹出的气让油灯的火苗乱蹿。那时已经有电灯了，但经常停电，每晚盼着来电就像小孩子盼过年一样。我爸坐在灯影里，滔滔不绝给他讲革命道理，甚至从延安开始讲起。当时的信息非常有限，那些道理都是车轱辘话，我爸来回说。

　　小侄子家出门就是大街，右拐不远处就是桥头，像赶大集一样热闹。她每天到那里坐，是为看人。为此她特别愁下雨天。虽然在孙子家她也是住最小的一间房，只能放一张单人床，她还是不愿意搬到这里来。“人都是越走越往上走，哪能越走越往回走呢？”她看着屋顶上的房柁嘀咕。这都是老架构，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物。她有她的逻辑，所以忧心忡忡。搬到这个宅子来，就像跟着王永利和张圣文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一样。或者，她觉得这种被流放是源于自己，自己成了儿子的累赘。

　　我把目光转到了门上。这房间就像一间暗室，是两个大间隔出来的，床靠后山墙，房门伸手就能摸到。那是三合板拼成的，上边是一个正方形小窗，贴着不知名字的一位女影星，长得一点也不好看。王永利和张圣文搬过来很匆忙，只扫了浮尘，很多家什都是人家遗留的。这若在过去，怎么可能。张圣文是讲究人，穿件内衣都要去王府井买，一盒擦脸霜一百多，顶我半个月的工资，我记得真真的。村里很多人家的日子是水涨船高，唯有她家像黄河之水。这里面的落差，真像从天上落到地下。倒退些年，罕村人都不相信他们会过这种日子。后来也有人说，企业如果再支撑两年，王永利也会转正，到乡里当乡长，到县里当企经委主任之类。因为很快就有了相应的政策，但王永利啥都没赶上。罕村在时代大潮中，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就像河流在拐弯处，把一尾鱼丢在了岸上，它没能再找到合适的水域。我第一次来，很惊讶这房子的破旧，却能让王永利和张圣文住得心甘情愿。与这里比，小侄子的房子就像宫殿一样。也正好说明，他们住在宫殿里有多不舒坦，张圣文一刻也不想留在那里。

　　为了配得上这破旧，王永利不知降下了多少身段。衣服都是儿子穿剩下的，冲呢面的布鞋上都是鸡食嘎巴儿，鞋帮上蹭着鸡屎。他住在小儿子那里时就想养鸡，不光为挣几个钱那么简单，我猜，他是实在腻歪得厉害。前边的桥头就是村里闲人的聚集地，打牌、下棋、闲聊，有时能聚三五十口人，像赶大集一样热闹。王永利却永远不出门，除非迫不得已，他从不往人跟前凑。他就想跟哑巴牲畜打交道。只是，小儿媳妇啥都不让养，养狗不行，养猫不行，养鸡就更不行了。那是个厉害角色，嘴和手都厉害，把小侄子管得就会一门心思挣钱。她掐腰站在门口说：“您想养鸡也行，先让王东胜跟我离婚。等我走了，你们爱养啥养啥。”

　　人这种动物有长久的记忆，有时那些记忆属于潜意识，不触动的时候就隐身在烟尘里。你能记住什么或不能记住什么，很多时候不取决于记忆本身，而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不是么？听说王永利买了赵顺德的房子，我总有些不安，心里常常会泛起一种哗啦啦的声响，就像月光下的海水，无风无浪，但就是能起波澜，却想不出因为什么。真的想不起么？那种不安会在茶余饭后浮上来，就像水波纹一圈圈扩大，却转瞬遁迹于无形。既构不成事件，也构不成谈资。可它就那样偶尔浮现一下，就像云遮月一样。现在明白了么？似乎仍是不明白；又似乎，没有什么可明白的。有一次，我在城里遇见了张圣文，她背了一个蛇皮样的皮包，一蹿一蹿地往一幢建筑里走。我喊住了她，问她去那里干啥，她说听课。我在外墙体上瞥了一眼，没往下问。“妈没事吧？”我问。“傻了。”她说，“因为坐块石头跟隔壁的六婶子吵架，不是傻是啥？”她匆忙看了眼手机，说快要迟到了。我围着那楼转了转，没看见有任何标志，但隐隐看见二楼的阳台上有很多人，还有人不断往上走。我拦住一个人问上边是干啥的，那也是一个年龄大的女人，腰像水缸那样粗。“听课。”她说，“到这里都是来听课的。”

　　我妈眯起眼，把拐杖抱在胸前，顺主路朝远处看。这是村里唯一的一条通天路，能看到村前一线向上跑的车，那是条国道。我妈就是一个能打远儿的人，几十米外就能看清我的车牌号。至于黄美丽说的那些话，根本连西北风都不如。那时候的我妈，神情中一定有几分傲岸和蔑视，我想象得出。她是有这种毛病的，对看不惯的人和事，脸上轻易就会露出傲岸和蔑视，打多少年前就这样。只不过，这种傲岸和蔑视保持不了几秒钟，像鱼一样转脸就忘了，我甚至怀疑她能不能记起七秒之前的事。“你喊一声，”我妈充分显出了一个病人的智慧，得意地说，“你看它答应么？它答应你，我就承认这石头是你家的。”

　　我是一点一点看着我妈丢失记忆的。从丢三落四，到半天想不起眼前的人是谁。我不敢往深处想，那种感觉会让人崩溃，因为我姥姥就有这样的病。王永利总说她事儿多。别人扫地她嫌人家扫不干净，别人洗衣她嫌人家洗不干净。“瞧，水里还都是沫儿！”她突然出现在人家背后，能把人吓一跳。洗碗的时候水溜开大了。别人开灯，她跟在后边关灯。她连看电视都嫌费电，人家上会儿厕所，她也把电视给关上。“谁受得了这样的人，除非是神仙！”王永利气得手抚胸口，我疑心他也犯更年期了，跟张圣文一样。此刻他们都不像一把年纪的人，而像未经世事的毛头小青年。“你跟她着啥急，她一个有病的人。”我嘴里焦苦着劝说，但心里缭乱，我也不是神仙哪！可王永利说：“不是我跟她着急，是家里人都跟她着不起急。你知道她一早起来干啥了么？端了尿盆直接倒在了韭菜上，把张圣文气得一畦韭菜都翻了。”

　　我听着，拿着电话的手有些抖。他专门晚上打电话，打我家的座机。座机一响，我就心惊肉跳。这年头，连骗子都不打座机了。我知道，张圣文情绪化，非常情绪化。而这种情绪化也传染给了王永利，他俩真是越来越像了。真不知那些年他是怎样当的书记，他也是当了几十年干部的人哪！也许是生活越发不如意，他对世界和自己都难以把握，除了向我倒苦水，似乎没有其他路可走。再早些时候，张圣文还有口头禅：“咱村里有厂子那会儿……”那是他们一生的高光时刻，成了荣耀和资本，深深烙在张圣文的脑子里，她讲起的时候脸上会出现迷幻和沉醉。而现在，怕是连回忆都没了，尘霾太厚，他们担不起来了。

　　尿浇到韭菜畦里固然不好，但我想说，她当年就是这样的浇法啊，你们少吃韭菜了么？你们觉得肥料比尿就干净么？但这话不能说，会让人发疯。我只能说你们想想办法，把韭菜割掉，让它重新长。买的韭菜还打农药呢！可她非要翻菜畦，张圣文愿意上演极端戏码。“你给云丫打电话，让她管管妈！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”她一定是这样说了，她说啥王永利做啥，王永利连脑子都不过。这时候的张圣文是真实的张圣文，一点都不掺假、一点也不虚饰的张圣文。早年端砂锅的张圣文，早成了张电影胶片。

　　不用试我也知道，我妈说的是真话。她见谁都是亲人，从打很多年前就这样。街上来个收废品的，她也恨不得把人让到家里，给人家倒杯热水喝，骨子里她是个热情的人。我把她的手握到掌心，她的手冰凉。手背上的青筋是黑紫色，都要蹦到皮肤外边了。这可真是一双劳动的手，掌心都是厚厚的老茧，一辈子干人家两辈子的活。其实她出生在大户人家，小时候穿绸着缎。一生的命运将这样终结，也让人不知怎样唏嘘才好。我知道说啥也不管用，索性啥也不说了。我把牌码整齐，重新给她放到褥子底下。我问：“您一个人还摸十三点吗？”

　　暖气片是热的，屋子里是一种暖乎乎、臭烘烘的气味。夏天会更臭，如果是阴雨天，那些吃了鱼骨粉的鸡都特别能拉，顺便就在鸡舍里发酵了。那种鸡粪直接施到秧苗上，会把秧苗烧死。一家人都反对王永利养鸡，“家财万贯，带毛的不算”，这道理你不懂？我妈首先反对。她觉得我哥有钱，完全可以当“大少”。他年轻的时候也这样称呼自己，说下半辈子啥都不用干，钱也够花了，可以像少爷那样活着。那时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钱金贵。后来每五年十年一个档，一档比一档毛，我妈哪知道这些。我的两个侄子也反对，他们一个开电气焊，一个养大车，都觉得老爹犯不着养鸡挣钱。有两个儿子在，能让老爹缺钱花？话说，王永利哪会花儿子的钱，脸面上也下不去。更何况，儿子还不一定能当得了媳妇的家，都是明摆着的。张圣文尤其反对。她希望王永利能跟她出去干“事业”，那种干“事业”的感觉体面而又有成就感。王永利嘴上支持她，心里却是明白的。张圣文的“事业”不怎么靠谱，他们卧室窗台上摆着一溜瓶瓶罐罐，张圣文的“事业”是吃出来的。她说如果不吃那些产品，她就尿不出尿，就犯心脏病。她一再动员我们买给我妈吃，也为此结了很深的怨。

　　你别觉得这是过去的事，就是眼下、当前。到处喊取缔、打击，可这也是野火与春风的关系，只有角落烧不到，没有角落吹不到。隔着窗玻璃就能看见那些瓶瓶罐罐是深绿色的，看着很高档。几十年间，不知换了几拨，它们也在与时俱进。王永利当书记那会儿，她心思不在这上头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搞。王永利下台了，这就成了她的事业和追求。我从没见过有谁像她那样执着，就像一台永动机，有生死与共的架势。过去我见过她用过的白色玻璃瓶和茶色玻璃瓶，看上去很简陋。我从没支持过她，但总在留心观察。

　　天就像睁开了一只眼，神情黯淡地打量着王永利的世界。这样一个院落，宽有十二丈，长有二十几丈。高处黑色的瓦垄，长树虱子的柿子树，彼此在屋檐底下勾搭。盖着石棉瓦的鸡舍，以及那些咕咕叫的母鸡，有的在生蛋，有的在长久孕育。然后便是潮湿的水泥地上堆着小山似的鸡饲料，王永利那颗光头白晃晃的，像天上太阳投落下的光影。我又看了一眼窗，上边的缝隙被塑料布糊着，窗里悄无声息。我知道我妈没睡，她在想事情。她的脑子混沌一片，也不知还能想起啥？

　　我朝鸡舍看了一眼，铁丝窗外都糊了塑料薄膜，不远处留出一个通风口，我进来时，一只母鸡就是在通风口里跟我打招呼。王永利心思通透，这些活计都干得精巧。我虽然加了十分小心，那些拌了鱼骨粉的鸡饲料还是落到手上和胸前的衣服上。王永利说，你在城里闻不着这个味。我说，小时候没少闻，掏鸡粪、看鸡蛋，都要把头伸到鸡窝里。王永利说，有鸡蛋吃的日子都是好日子。我默默把口袋撑到最大，没接他的话茬。家里年年养鸡，吃鸡蛋的记忆屈指可数。那些鸡蛋都要拿到小卖部或大马路边上去卖，好换几个油盐钱。有一次我问我妈：“生日为啥只给我煮一个鸡蛋？”

　　王永利赋闲的这些年，练出了做饭的本事。蒸出的雪花大馒头暄腾腾、软和和，这些我都见识过。他说张圣文的牙齿不好，也爱吃软和的，所以他们就爱蒸馒头、包饺子，也适合我妈的胃口。“点啥？”我站在厨房门口问。那厨房小得两个人根本装不下。到处油腻腻、脏乎乎，似乎他从来也不清扫。“不用你，这点活不够我一个人干的。”他在案板上揉面，煤气灶上的大铝锅已经冒热气了。“平台上铺的是屉布？”“用的嫩白菜叶子，家里有的是白菜。”“我就爱闻白菜味，浸到馒头里有股清香气。天晴了，我跟妈到外边溜达一圈。”“去吧。”他说，“别走远了。”

　　出了大门，我妈自动就往黄美丽家门口走，我在后头跟着，离两步远。她的棉服是酱红色，领圈落了一层头皮屑，头发雪样地白。大耳垂上挂着金耳环，每年都让我拿到金店去清洗，她可是干净人，甭看生活在乡下。可养的儿子不干净，她总跟我抱怨王永利两口子都邋遢。她微微躬着腰身，手里牢牢抓着拐杖，每一步走得都有根。我摸了摸那条丝巾，光滑冰凉。那是条好丝巾，送出去多少有些舍不得。如果倒退几年，肯定给我妈围在脖子上，她喜欢漂亮的衣饰。脑子没病的时候她不愿意拄拐，嫌不好看。可她现在已经忘了还有漂亮这回事。“咱们去你六婶子家串个门儿。”我妈头也不抬，就像在说我的心里话，还是吓了我一跳。她把话说得平实，就像原先的那些过节根本不存在。这么快，难道她全忘了？这样想，我身上就汗毛直立。

　　我心想，我也不会绱。但我不想再引她往下说。没想到她对六婶子的评价是这样，过去从没听她说起过。此刻她脑子停在了很多年前，看来也是选择性记忆。她徐徐地走，脚步很笃定。她是个自信的女人，眼下也是。这一点我不随她。我忐忑地跟在后边，眼前不时出现幻觉。这是我妈。这不是我妈。这是我根本不认识的人，多好。我妈还在家里坐着，等我玩牌。她能玩吹大话、拉驴车。赢了牌身上的细胞都雀跃。我真想永远陪她玩下去，天不遂人愿哪！我边走边有点犯迷糊。天空越发亮了，太阳突然划出云层，让我有点不适应。我每次来几乎都能遇见六婶子，除了她说的话我不爱听，我也从没用心对待过她。关于我妈的话，她说的其实是实话，我只是不愿意接受。想起这一点，我很是内疚，对自己说，你咋会跟老人一般见识，未免太小气了。门口前边是一个小慢坡，我妈已经攀上去站到了门边上，手举了起来，刚要拍门，大门突然开了。我紧走两步站到了我妈的身后，她显然受了惊，朝后趔趄了一下。六婶子的一张小脸从门后探出来，警惕地问：“你要干啥？”

　　馒头锅揭开了盖子，蒸汽把王永利都快淹没了，厨房像是放了个烟幕弹，我怀疑锅里的水放得太多了。他快速一个转身，把铝锅放到身后的菜墩上。他的脸被熏得红扑扑，在幽暗的光线里，一边一朵带血丝的红，他原本也有些赤红脸。感觉他应该有个双下巴，肚子能撅出半尺开外，稳稳托住那铝锅。那影像一闪就过去了。他走出厨房，还原成了标准体形，六十大几的人了，身材还健硕挺拔，原先那些虚浮的肉都不知去了哪里，也不知这些年他经过了怎样的煎熬。我用张圣文的眼光看他，他的确是罕村男人中的翘楚，虽然整天跟臭烘烘的鸡打交道，身上邋里邋遢，骨子里却有一种坚硬的东西抵御俗世或世俗，让张圣文在他面前能活成一个小姑娘，要多任性有多任性。这就是书里的人物啊！我感叹。因为用白菜叶做屉布，所以不用担心粘连，我说：“把锅盖盖上吧，等大嫂回来再吃饭。”

　　果然，我刚放好碗筷，把馒头端上桌子，张圣文就回来了。她穿得像个棉花包，一蹿一蹿地进来，像踩着节拍一样。圆桌有些倾斜，我妈坐到了低的那一边。盛熬白菜的盘子太满，菜汤溢出来，曲曲弯弯朝我妈那里流。谁都没注意，张圣文进来就看到了，赶紧拿抹布来擦。她进屋脱了棉衣服，里面是一件莎兰的毛衣，胸前是一排晶亮的假纽扣，配着曾经流行过的小翻领。“王永利，你知道我今天多有收获么？”她高兴的样子不像装的，是真遇见好事了。肥胖的身子在那里扭，腹部的肉颤颠颠地弹抖，像在跳迪斯科。“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成就感——赵顺德被我拿下了！”

　　我们一起看着张圣文扭，她像一朵烂漫的花，让这间简陋的充满水蒸气的堂屋顿时有了色彩和灵动。炉子里的火正旺，水壶吱吱响，空气中氤氲着一股潮湿的煤焦子味，像都在配合她演出。她的插灰短发像猪鬃一样厚实，脸上有神性的光，曾经割过的双眼皮底下波光潋滟，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人老珠黄。这让我恍惚，仿佛这不是张圣文，而是一尊走下圣坛的菩萨。我妈看了一眼，就把脸扭了过来，不耐烦地说：“该吃饭吃饭，不想吃就别吃。”说着伸手去抓馒头，我赶紧抢先一步，把馒头掰了一块给她。

　　他忘了吃饭，就那样忘情地看着他老婆，脸上都是笑。那笑容温暖而又慈祥，我敢说，我和我妈从没享受过这待遇，他就像盘大朵向日葵，从没让我们做过一回太阳！我看一眼张圣文，又看一眼我哥；看一眼我哥，又看一眼张圣文。感叹人家这才是恩爱啊！严先生从没这样看过我。严先生是我丈夫，来之前还在跟我怄气，说我从不把他的家人当家人。“婆婆都没来你这里住过，是不是你当儿媳的失职？”当时在讨论要不要接婆婆来家里住。我觉得，婆婆不来住是不想来住，没必要死乞白赖。可严先生却觉得源于我不曾深让。这些年都不曾深让，所以婆婆一直没来。

　　这让我想起了赵顺德的媳妇和婆婆，好得滚一个被窝，因为她婆婆跟她婆婆的婆婆就好得滚一个被窝。这些我打小就听说过，就像传奇一样，在街巷流传。当然，这情景我没见到过，但人家关系好总是实情，否则也不会成为街谈巷议的对象，罕村人的口味也刁着呢。赵顺德就是这房子的主人，跟我哥年纪差不多大，经营过木材生意。他没盖过宫殿样的大房子，但眼下的日子该比我哥殷实，因为他还在做买卖。过去做大买卖，现在做小买卖。据说，他娶的两房儿媳也跟婆婆好，比着赛地孝敬。这在村里都成稀罕了，大家都说，他家门风好。

　　赵顺德原本不相信青蒿丸这款产品。可架不住张圣文天天往他家跑，进家就给他干活，还给他妈洗脚。王永利插话说，他自己都不舍得使。他的意思是，不舍得让张圣文干活。张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爱做家务，从打年轻的时候就这样，她是个外场人。“青蒿丸是一款最新产品，你知道屠呦呦么？”张圣文问我，我惶惑地点了下头。张圣文说：“赵顺德不知道屠呦呦是谁，我说你整天走南闯北，连屠呦呦都不知道，她获了诺贝尔奖啊。哈哈，他连诺贝尔奖都不知道。”张圣文笑得咕咕的。

　　我过去也看过她提供的所谓的“书”，其实就是一些宣传资料，把国家领导人印上去，就变成了国家推荐产品，她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。起初我还想说服她，后来我发现不可能说服，因为她一直企图说服我，把我和我背后的人际关系变成她的客户。这样的较量中，不是比谁更有理，而是比谁腮腺发达。张圣文只念了小学三年级，但她好学，年轻时囫囵着读了许多书，记了很多读书笔记。她结婚时带的嫁妆除了一面四方镜子，就是十几个日记本，那里面写满了蜘蛛爬样的好词好句。那年是1976年，她结婚不久就住抗震棚，夜里因为受惊吓大叫，能把邻居吵醒。

　　张圣文持续不断进攻赵顺德，就是因为他有软肋，他过去吃过梅里美，只不过，那种保健品在市场上还没流行开，就倒闭了。“这跟做生意能挣到钱是一个道理，你得跟对人，选对产品。青蒿丸专门预防和治疗神经疾病，获诺贝尔奖的人不会骗人。”张圣文肯定把她推销梅里美的事忘了，她从不向后看，这是她一直能够朝前走的理由，“起初赵顺德不信，看见我进门就躲，说快跟你们家王永利养鸡去，整天弄这些糊弄人的玩意干啥。我说，这是糊弄人么？大领导都吃这个，书里都有，视频里也有，我不给你送上门来你都没处买去。是钱重要还是身体重要？我养鸡只是我们家挣钱，推销产品却是为了你们大家不得病。你别以为我是在传销，为了挣钱。我是产品推销员，是在造福社会和人类。”

　　“开始时赵顺德吃了一点点，从三天前开始吃。我回家没告诉你，是想等他真正认识了、真正买了产品再告诉你。这不，结果出来了，他说过去腿上总没劲，觉睡不沉，吃了青蒿丸，这些症状消失了，眼睛都变亮了，脑子特别清楚，明显增加了记忆力。我说：‘这药专门抗衰老，促进身体微循环，立竿见影了吧？你挣多少钱有啥用，不如有个好身体。’他说：‘你婆婆咋没吃？她过去是多精明的人啊。’我说，凡事都讲个因缘，她就是吃了没吃的亏，否则哪会变成那样，再说……”她看了我一眼。王永利到底是我妈生的，说了句：“吃饭。”张圣文就改了话题。

　　“六婶子为啥不开门？”我把这话扔出来，是因为早想扔出来。说真的，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。潜意识里，我觉得这里的缘由深不可测，听说王永利买了赵顺德的房子，我就隐隐不安。我心里有想法，却不适合讲出来。哪里有讲出来的必要呢？所以我只能装作闲聊抛出这个话题，想听听哥嫂怎么说。话题抛出来了，却没人应答，仿佛那根本不是个问题，或者是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。王永利和张圣文都还沉浸在上一个话题里，他们当然希望我支持张圣文“干事业”，十几年前就这样。那时张圣文希望我帮她开店，只需投资几十万块钱，说人家开店都成了百万富翁。她只知道我不支持她，不知道我根本没那个能力。

　　小鲜亮是她家儿媳妇的名字，就听张圣文这么叫，我从没搞清楚这是她的小名、大名还是外号。我回家来有时能看见她的身影，大多数的时候看不着。她只有一米四几的身高，一张扁平的脸，就像长不大的娃娃。身上不是穿红就是着绿，总是很跳的颜色。她是六婶子的第三房媳妇，前边两个儿子都被招了出去，媳妇我都没见过。小鲜亮生的两个儿子都很周正，有一个特别会下象棋，据说在罕村没有对手。有一次王永利说，这要是出生在好人家培养一下，说不定能为国家贡献人才。

　　我看着她。这一段逻辑是对的。早上有人去遛河边，经常能捡到被人下了药的鱼。小鱼会及时浮上来，大鱼要等一宿，才能让人有意外发现。这个早上水面上漂着的不像鱼，那人胆子小，在堤上大呼小叫，把一条街上的人都喊醒了。下去几个人，把那人七手八脚拽上来，郭文礼已经翻白眼了。奇怪的是，他肚子里并没有多少水，他在岸上躺了会儿，突然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，比兔子还快地蹿上了河堤。湿衣服被他随手扒了下来，挂在了树枝上，他就光着身子在大街上跑。时令已是深秋，老人小孩都穿上了厚衣服，他却一点不知道冷。他在前边跑，后边追着许多毛孩子。“大疯子，大疯子！”砖头瓦块朝他身后扔。他从我家老宅过，我也想去看热闹，被我妈一把抓住了脖领子，给扽了回来。

　　白天的梦也叫白日梦，当然，这是我下的定义，与教科书上的解释无关。白日梦从来都是梦的一种，似乎又与真正的梦毫无关联。我喜欢这种毫无关联的状态，就像小葱与豆腐的关系，即便搅拌在一起，谁青谁白也一目了然。水波上坐着一个人，由远及近朝岸上漂。我在岸上苦苦地等，猜想这人是谁。这梦我小时候就做过，那人是从冰窟窿里升起来的，晶莹得像冰雕一样。有那样晶莹么？有的。当一个白皮肤的人，不穿衣服，身上挂着水，而那水眨眼间就结成了冰，是有点类似晶莹的感觉。成长中有些东西过目不忘，就指的是这样的瞬间。眼下那人被烟雾缭绕，是黑黝黝的影像。奇怪的是我看不清他的眉眼，却知道他是谁。争吵声从梦的深处碎裂，迸溅出烫人的火星。张圣文尖声说：“连个午觉都睡不消停，您咋就不长记性呢……六婶子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没看好老太太。往天这个时候都锁门，今天因为云丫来，大意了……您继续去睡吧，保证不让她再打搅您……还不回家，您还让不让人活！”就听黄美丽说：“我忍着，忍着，忍了半天，谁想她没完没了呢！不是我事儿多，搁谁身上也受不了。就听这门咣当，咣当……她不是敲门，是使大劲摇晃。多亏这大门结实，否则早让她摇散了！你儿子给你做了啥好吃的，这么大的劲！”王永利明显才出去，站在堂屋门口说：“不好好睡觉，又去敲人家的门干啥？快把大门锁上，看她再出去捣乱！”我早惊醒了，看了看表，已经过去了四十几分钟。我居然睡死了。我想翻身起床，又倒下了。头晕得不行，眼花得不行，心怦怦乱跳。我从没在家睡这么瓷实，今天咋回事，连我妈下床都不知道。她难道踩了风火轮了，这样轻快的速度！我妈小偷一样钻了进来，满面羞赧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我看看你六婶子买盐回来了没有，我就是想看看她有没有回来。”

　　尹学芸，天津市蓟州人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。已出版散文集《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》，长篇小说《菜根谣》《岁月风尘》，中篇小说集《我的叔叔李海》《士别十年》《天堂向左》《分驴计》《青霉素》等。作品被翻译成英、俄、日、韩等多种文字。多部作品入选年度排行榜和各类年选。曾获首届梁斌文学奖、孙犁散文奖、林语堂文学奖、《北京文学》优秀作品奖、《当代》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