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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新闻史也同样有很多问题，“文革”时期的新闻史几乎等同于报刊史了。“当时受苏共报刊史的影响，中间报刊全都划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，新闻人物的研究中，只剩下鲁迅和，陈独秀、瞿秋白都成了叛徒”。对于中国新闻史的修订也成为了方汉奇一直工作的重点，“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成立了中国新闻史学会，利用全国的新闻史教学科研力量，完成了一部通史，才得以比较辩证客观地看待新闻事业的发展”。

　　在这一时期，国内第一批新闻学教材也开始出现。童兵介绍说，国内第一本新闻学著作为方汉奇编写的《中国近代报刊史》，出版时间为1981年。第一部新闻理论教材是甘惜分编写的《新闻理论基础》，正式出版时间为1982年。大规模的新闻学教材在1985年前后开始出现，其中新闻史的教材比较多，比如人民大学出版的《中国新闻事业史》、《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》发行量都超过20万册，蓝鸿文主编的《新闻采访学》则是采用比较多的新闻业务教材。

　　作为新闻学大门类下的一个子学科，早在20世纪40年代，国内便有一些传播学研究，但那时的影响非常小。1982年5月，传播学创始人之一，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来华访问讲学，并提出了向中国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设想。这成为了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的开端。当年的11月，全国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，会议确定了“系统了解，分析研究，批判吸收，自主创造”的我国研究传播学的基本态度。年底，《传播学（简介）》一书成为了大陆地区的第一本有关传播学的著作。

　　传播学引入中国，对中国新闻学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吴廷俊说，原来的新闻学之所以在高校地位不高，就是因为新闻“无学”。“采写编评是术，不是学，很多人认为新闻不需要读本科，专科就行了。”但传播学是真正学理性的学科，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传播现象，并从社会学、心理学等学科吸收了大量学科理论，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。导入传播学后，中国新闻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开始从无学到有学，慢慢在高校站住脚。”

　　“这意味着新闻学第一次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认同，对促进整个新闻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”方汉奇说。原来新闻学依附在文学学科里面，没有自己单独的学科评议组，在讨论诸如研究成果的评奖、博士生导师的审批、博士点的设立等问题时，都限制在文学学科里面一块儿讨论，没有自己的发言权。而一级学科的设立，使新闻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学科评议组，这对新闻学的自主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新闻学教育开始了一段持续稳定的发展，童兵评价，这段时间是新闻教育发展的“黄金时期”。

　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随着电脑网络开始进入中国，“新媒体”应运而生，它的出现必然对国内新闻学的发展带来了影响。“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媒介的公开性上”，童兵说，这对新闻的冲击是很大的，以前要求新闻报道“内外有别”，要有一定的保密性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理论上进行研究了，因为这已经很难做到了。另外，新媒体的出现推动了媒介的融合，从报纸的电子版到网站，电子报、手机报，这些都是在新媒体的基础上发展的，这对新闻研究者在理念上的提升帮助很大。“比如数字化传播、媒介化社会的构建等概念已经成为这个学科的基本理念，这在几年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。”

　　除此之外，随着我国报业进入到“厚报时代”，报刊的相对栏目变得更多，对人才的专门化要求更高，而新闻学教育无法为学生提供一个很明确的专业背景，这就加剧了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就业困难。“学新闻的不进新闻媒介其实是正常的，因为新闻单位对人力资源的要求是多元化的，不可能只接受新闻专业学生。但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如果大部分都不到新闻单位就业，这就不正常了，这是对新闻教育的浪费，在这方面，还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。”童兵说。